厥轩素描︱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利：做有思想、有个性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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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开拓与创新。“教师博雅”特别邀请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教授、作家王厥轩，推出“厥轩素描”栏目，将他数十年积累的对于教育战线先进典型人物的观察与描写呈现在大家面前。
王厥轩笔下的教育人物当中既有专家、校长、教师等一线教育人，也有对上海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领导者，让我们跟随作者细腻的笔触共同走进他们，感悟教育人生的平凡与伟大。
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利：做有思想、有个性的改革者
纵观上海，静安区是个出改革弄潮儿的地方。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出了个全国名闻遐迩的段力佩；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又出了个蜚声上海的张人利。
段力佩的接班人为什么会选择张人利？这缘于张人利独特的经历和科研的背景：张人利在重点中学（区重点五四中学）待过，也当过薄弱初中（海防中学）的老师，还先后在新闸中学、爱国中学、十一中学做过班主任和物理教师。1994年调静安区教育学院担任副院长，1998年担任院长兼静教院附校校长。2008年7月他不再担任院长，只任静教院附校校长。十多年来，他对九年一贯的小学与初中又进行了长期研究。张人利对教育科研有浓厚的兴趣，在他担任院长期间，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都以科研开路；他也参与了对静安区校长与教师的教师教育，实践使他对干部培训与教师培训有深刻的见解。
张人利给我讲了一个他引以为傲的故事：他曾在新闸中学带过78届的一个班级，当时他教物理兼班主任，瞿钧教化学。这个班学生共43人，高考时100%考进大学，绝大多数还进了重点大学。我是77届大学生，我知道中国参加77届、78届高考的有近千万人，录取的学生约42万人，高考入学率在4%~5%，一个班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非常不容易。张人利还告诉我，有一年上海开市人代会，瞿钧、他、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陈虹（78届学生）师生三人同为人大代表（当时，瞿钧、陈虹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人利为市人大代表），《新民晚报》专门登了一张三人合影照片，一时传为佳话。
张人利几乎经历了普教战线各个岗位的洗礼，历史最终眷顾这样一位改革的弄潮儿，就毫不奇怪了。
张人利的独特经历，使他清醒认识：普教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社会大环境很难改变的情况下，校长的神圣职责，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减负增效”上下功夫。作为一位思想者与研究者，张人利善于从纷繁芜杂的案例与事件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富有智慧的思考。
其一，创“最近发展区”施教
有一件事，张人利终身难忘：好多年之前，静安区高考物理考场设在张人利担任校长的一所中学。已近中午，一位女生匆匆走进张人利办公室，说：“张校长，我还有三道多重选择题不会做，您能否帮我解一下？”张人利看看表，离高考仅20分钟，说：“马上要高考了，再帮你做题，会影响你考试情绪。”这位女生很不高兴，又说：“万一下午考到怎么办？”无奈之下，张人利匆匆帮她解完三道题。下午考试，张人利发现有一道题正是刚才帮学生解的。考试结束，张人利遇到这位女生，说：“这次给你多赚了5分。”谁知，她沮丧地说：“张校长，我还是做错了。”
从这个案例中，张人利发现：每位学生学习时，都会形成自己独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时与正确的概念及思维方法大相径庭，教育学上称之为“相异构想”。这种“相异构想”，或不正确，或不全面，或结论正确但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对。多年的实践证明，课堂教学中教师仅仅告诉学生什么知识是正确的，教师尽可能把知识讲完整，都是“事倍功半”，倘若学生的“相异构想”没有得到纠正，其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学生把教师传授的正确知识扔掉了，留下来的东西还是自己的。
张人利从实践中整理出“最近发展区”的四点结论：第一，要关注学生原有基础，关注教学起点。起点过低，导致重复，效益降低；起点过高，教师对学生拔苗助长，效益同样不高。在今天，设置教学起点更要关注“三维目标”。第二，“最近发展区”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个动态，就是在相同的单位时间内，取得“最近发展区”的最大化。第三，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职责不是把知识讲正确，讲完整，更重要的是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关注学生“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第四，课堂教学中还要关注师生关系，让课堂充满师生之间生命的跃动，它也许是未来课堂教学新的突破点。
当然，创设“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是前苏联教育家、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而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原有的理论作些改动或新的创意，这就是富有人格魅力和学术魄力的张人利。
其二，按“最佳发展期”设课
促使张人利思考在什么年龄阶段设置什么样的学科效益更高，缘于两件事：
第一件：张人利在国外考察教育，发现德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把物理学科放在初三，化学学科放在初二，而上海的课程设置正好相反。他不禁思考，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置课程呢？
第二件：张人利观察到，数学学科当中的“有理数加减法”这部分内容过去设在初中，后来下放到小学四年级，随之而来的是原先这一内容初中只需要26课时学生就学完了，而下放到小学后，学生花56课时还觉得挺费力。
张人利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提出按学生“最佳发展期”设课的想法。他提出“两个重心移位”，即：对形象思维比较强的学科，“重心”往下移；把抽象思维比较强、演绎推理比较多的学科，“重心”往上移。从1998年开始，他对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作了较大变动：小学一年级不开设数学必修课，每周只开设一节数学活动课，这节活动课只要求学生对周围环境中的数、形产生兴趣就够了。到了二年级才开设数学必修课。同时，张人利又提出在小学一年级开设外语课。语文与其他课程开设课时数不变。
静教院附校对一年级课程设置的大胆变革，引起上海普教界“一片哗然”。一些“大家”提出：“上海所有学校一年级都开设数学课，张人利为什么不开？”“小学一年级开设外语，又学中文，音标与拼音不就要混淆吗？”
张人利不是一个甘心被世俗风浪推着走的人，他选择了坚守。同时，为了闯出一条路，他组织了专门研究队伍，提出小学一年级“全浸入”教学，即千方百计创设情景，再配以大量肢体语言，小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小学生在“听”与“说”的语境中，不写音标，不讲语法，根本不存在音标与拼音相混淆的问题。
2001年，上海二期课改小学一年级全部开设外语，张人利身上的压力少了一些。
多年之后，当别人问起张人利如何看待自己当年拿小学一年级数学与外语开刀，舆论的毫不留情，张人利淡淡一笑，说：“自己没有做，最好不要去批评其他做过、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人。”
历史最终给予张人利以肯定。2004年7月，国务院要求中央教科所派一个调查组到静教院附校调研。调研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是，附校的改革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如何按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来设计和设置课程……”
其三，对德育课程、教材的再认识
2001年5月，静教院附校受市教委德育处的委托，对小学、初中德育课程（狭义指思品课、公民课）进行改革。附校项目组研究后发现：倘若仅仅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他们无论怎样研究都比不过全国与上海的课程标准。
张人利提出：我们是不是换一种思路，到课堂中去观察，看看目前的课堂教学存在什么问题？
有一堂课，使张人利和整个项目组成员的心灵受到震撼。这是小学三年级的“尊师”经典课文《毛泽东看望徐特立》。尽管执教王老师课前充分准备，教学手段与方法也很好，然而一堂课下来，学生昏昏沉沉，教师站在课堂上也十分尴尬。课后，张人利问学生：“你们上课之前，知道徐特立爷爷吗？”小朋友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张人利又问：“那么你们知道毛主席吗？”绝大部分学生回答“知道”，但是竟然有三个学生回答“不知道”。张人利问王老师：“你上思品课几年了？”王老师不作正面回答，只说：“其实徐特立我也不熟悉”，又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但是毛泽东我是知道的，他是我们国家过去的一位领导人。”张人利与师生对话之后，陷入了沉思：为什么曾经震撼过整整一代人的经典课文，在今天师生的心灵中会那么淡漠？倘若这篇课文拿到湖南湘潭韶山冲去教，那里的小学生会和上海的学生一样吗？
张人利由此引发了对德育课程的深刻思考：“德育课程是干什么的？它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不是刻意落实知识与技能，而是把国家对青少年的道德要求，内化为学生的内在品质，外显为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
对德育教材，张人利也有了再认识。他认为现行德育教材至少有三大问题无法解决。一是时效性。比如“神舟5号”返回地面、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当学生对这些重大事件最为关心之时，教材中却没有相关内容；而教材在三、五年之后出现了，学生的兴趣已经大大下降了。二是实效性。道德的提升总是与学生的生活经历相关，用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的人，这是最有效的，一本固定的、划一的教材怎能涵盖千百万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三是针对性。道德教育关注的基础，应当是学生的思想基础与学生的生活经历。我们国家这么大，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由于地域的差异造成学生的差异非常明显，教材中哪些应该多上，哪些应该少上，哪些不应该上，真的千差万别，众口难调。
于是张人利拍板：在静教院附校不搞固定的德育教材，而是根据学校实际，设立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资料包”。到了2002年9月，一门校本化程度更高的“新德育”开始实施。
静教院附校德育课程改革十多年，日趋成熟，效果很好。改革前，学生对德育课的评价，大约有70%左右学生表示“不喜欢”；改革后，学生对新德育课的评价，有70%左右学生表示“喜欢”。全国《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考察了静教院附校德育课程改革后，给予高度评价，归纳为四句话：“没有教材的课程、没有围墙的课程、整体生命投入的课程、超前发展的课程”。
其四，提出“后‘茶馆式’教学”
张人利提出的“后‘茶馆式’教学”，无疑是他教学研究的顶峰。这项研究获教育部教育科研一等奖。在上海和全国许多地区，引起巨大反响。
我采访了张人利，探讨“后‘茶馆式’教学”。讨论了四个问题。
问题一：张人利承继了段力佩哪些方面，又发展了什么？
张人利化了相当的时间，研究了上海许多学校的先进经验，也研究了全国各省市一些先进学校的改革经验。比如：东北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江苏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山东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江苏东庐中学的“教学合一‘讲学稿’”。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让他格外兴奋：“我发现所有这些经验，都颠覆了以学科体系为线索的课堂教学逻辑结构，采用了以学生的学习为线索的逻辑结构。而在教学实践中最早探索的是上世纪80年代段老提出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
张人利说：“我继承了段老‘茶馆式教学’有两条：一是继承了他的以学生学习为架构的课堂教学逻辑结构，它打破了多少年来一直以学科的逻辑关系架构课堂教学的模式，段老这一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二是继承了他的以‘议’为核心的课堂教学精髓。我认为，教学中有没有‘议’，也许是灌输式教学与启发式教学的根本分界线。”
我问：“你觉得你在研究段老后，在哪些方面有所发展。”张人利笑了，笑得很天真。他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教学方式更加完整。受时代局限，段老那个时代只有‘书中学’，我们今天不仅有‘书中学’，还有‘做中学’。二期课改提出研究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学生在探究中‘做中学’，这是一种默会知识。二是教学方法更加灵活。段老那个时代，他提出‘读’、‘练’、‘议’、‘讲’用时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教师讲得太多，讲得太滥，规定一定用时有其意义。到了今天，由于年级不同、学科不同、课的类型不同，划一的用时规定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在坚持‘先学后教’的基础上发展了三个‘不’：不确定‘读’、‘练’、‘议’、‘讲’的教学用时；不规定‘读’、‘练’、‘议’、‘讲’的教学顺序；不拘泥‘读’、‘练’、‘议’、‘讲’的应用完整。三是教学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后“茶馆式”教学的教学方式更加完善，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必然要求方式、方法取舍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那就是以新课程“三维”目标为导向，提高学生的学业效能。”
问题二：“后‘茶馆式’教学”对上海教师教学思维方式带来哪些变化？
张人利说：“以往，一名好教师的标准是讲课思路清晰，讲得完整，讲得正确。到了今天，这种观点被颠覆了。”
“后‘茶馆式’教学”提出了课堂教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学生自己学得会的，或者部分学生自己学得会的，教师不讲。以往教师的教学设计，都是根据学科的重点、难点来构架课堂教学。而静教院附校的教师认为，教师事先设计的重点，不一定是学生自己学不会的；教师认为的难点，也不一定是学生的难点，教师认为不是难点的，恰恰被学生认为是难点。这一思想，克服了课堂教学中的两个弊端：教师总体讲得太多；教师教学行为中对学生的价值判断出现模糊。
张人利喝了口茶，接着说：“二是课堂教学中，教师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
我问：“你的观点是说，在静教院附校，你们不追求教师讲得正确完整，也不追求学生回答问题正确。你们所追求的是，要把学生脑袋里到底想什么，通过‘议’，一是让教师从学生处得到反馈，二是教师通过激发，把学生头脑中的‘相异构想’挖出来。换句话说，你们课堂教学还有一个价值取向，即从教师讲得正确、生动、完整，转移到学生能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问题，从而达到学生的认识正确完整。”
张人利又笑了。说：“是的，发现与解决‘相异构想’，从教学资源上说，不仅有教师，还有学生。我们把学生之间的差异也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他又说：“围绕发现与解决学生思维上的‘相异构想’，我们要求教师的教学环节是：一是学生先学，二是教师引导暴露，三是师生共同解难。”课堂上突出了教师少讲多听，学生勤议善问。
听了张人利这一番话，我仰躺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是呵，我曾经身处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岗位多年，第一次从这位学者校长身上，感受到了课堂教学中的宏观大义，它将有可能对上海教师的价值判断与思维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问题三：历经十年修炼，静教院附校教师是否一直坚守？
我提出疑问：“你倡导的‘后茶馆式’教学，确实对课堂教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在整个社会应试教育仍十分浓重的氛围下，你们学校的教师能否坚守？”
张人利不假思索地说：“确实，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坎坷，但经过十年修炼，静教院附校的教师都成了守望者。他们虔诚地守护着自己心灵中那一块精神园地，珍藏着他们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价值。”
张人利又呷了一口茶，说：“这么对你说吧，在附校，后‘茶馆式’教学已从理科进入文科，从初中进入小学，并且从附校进到了外校。现在全国各地，学习静教院附校经验的也不少。”
我追问：“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张人利又开心地笑了，这是他最愿意回答的问题：“2010年10月，全市开展中青年教师教学评优。我们派出了数学教师李贞。李贞问我，是用新方法还是老方法？我听得出她的意思，用老方法容易吸引人，用新方法则担心评委那里能否通得过。我说用新方法。结果，李贞按照后‘茶馆式’教学法开课，获得了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学大赛‘一等奖’。”
张人利很自信地接着说：“后来我问市教研室徐淀芳主任，李贞上课一共40分钟，用了7分钟让学生自学，五位评委陪着学生一起看书，你们怎么会评她一等奖？”
我很感兴趣，问：“淀芳主任怎么说？”
张人利说：“淀芳主任说，你太小看我们市的教研员和聘请的评委了！但千万不要在形式上下功夫，也不要以为上海的教师（为了拿一等奖）一上课也一定是先看7分钟书。关键看学生先学之后教师怎么教。倘若学生先学之后教师还要反复讲，不要说给你一等奖，恐怕连三等奖也不可能！”
问题四：静教院附校十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在老百姓中引发巨大反响，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张人利后，他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略加思索后，张人利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在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在‘减负增效’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我用一句话概括：静教院附校的学生与全区学生比，与全市学生比，该多的我们都多了，该少的我们都少了。”
张人利递给我一迭数据表，我数了数，一共13张。在学生每天睡眠，用于体育活动、艺术课时间，实践活动时间，利用图书馆学习时间，利用实验室及计算机网络的时间等方面，学生该多的，静教院附校的学生都多了；而学生用于补课的时间，学习的压力（作业量、测验及考试）等方面，学生该少的，静教院附校的学生都少了。学生在师生关系评价上，都用了最美好的语言赞誉老师；在“是否喜欢我的学校”的评价上，全校师生都填上了“我喜欢”。静教院附校参加了教育部2008年和2009年的学业质量分析与反馈检测。在语、数、外三科测试中，其成绩远远高出静安区，也高出全市其他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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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选摘王厥轩《滋润上海——素描第一线校长、教师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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